賭博中的騙術

公元一七二九年，清雍正皇帝曾發布一道上諭歷數賭博的危害：“荒棄本業，盪費家資，品行日即於卑污，心術日趨於貪詐。父習之則無以訓其子，主習之則無以製其奴，鬥毆由此而生，爭論由此而起，盜賊由此而多，匪類由此而聚。其人心風俗之害，誠不可以悉數。” （《清世宗實錄》卷八十二）從雍正皇帝之口說出的上述危害，其實質是賭博危及了封建統治的思想基礎、經濟基礎以及政治基礎，由此而出現的盜賊匪類將直接威脅帝國的生存，因此必須嚴加禁絕。所以，中國古代各個王朝都對賭博制定了種種禁令和懲治措施，並取得了程度不等的效果。

　　據文獻記載，我國從殷商時期起就出現了賭博。至遲到春秋戰國時期，賭博已成為流行於社會各階層的一種惡習。由於它悖禮害義，助長游惰習氣，危害社會治安，因此，處在“王室衰微，群雄並起”動盪時期中的各國統治者，在變法圖強的同時著力懲治賭博，著名政治家管仲輔佐齊桓公，對賭博的危害非常警惕，他曾嚴正地告誡齊桓公：以往不少無道之君之所以亡國，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沉迷於享樂和賭博。管仲還將禁賭作為一年四季重要政務之一。齊國在管仲的治理下，成為春秋時期最先稱霸的強國。

　　戰國時期最先稱霸的魏國更是首創立法禁賭。魏國改革家李悝制定了我國歷史上第一部比較系統的成文法典《法經》，其中的《雜律》規定：“博戲罰金三盪（'盪”為“盫'（酹）字之誤，是當時貨幣計量單位），太子博戲則笞；不止，則特笞；不止，則更立。”（明董說《七國考》引東漢桓譚《新論》）也就是說，凡賭博者均被罰款。對於王位繼承者的太子，更是應德才兼備，故應從嚴要求，初次賭博將被用寬大的竹板責打；如再犯，則重打；如仍屢教不改，則取消其太子的名位而另立之。

　　秦始皇統一全國，建立了大一統的多民族封建國家，李斯制定的《秦律》在嚴懲奸邪盜賊和遊惰者的同時，還規定對私自賭博的官民處以“刺黥”之刑，即在臉上刺字，重者更要“撻其股”，許多賭徒往往在重打之下命歸黃泉。

　 　漢代的統治者對禁賭也比較重視。漢代的法律《漢律》現已失傳，但據清末著名法學家沈家本考證，其中有關禁賭的法令當與《法經》相同。漢武帝曾經親自製定十二條戒文，其中一條就是戒賭。據《漢書•功臣表》記載，當時諸侯王犯賭博罪要被處以“完為城旦”的刑罰，即剪去鬍鬚及鬢毛，發配到邊塞，白天站崗放哨，夜晚修築城牆。漢武帝時安丘侯張拾、侯黃遂、樊侯蔡方都因賭博而被判處死刑，同時爵位被奪，國被取消。有一次，有大臣向漢武帝進言：“世家子弟富人或鬥雞走狗馬，弋獵博戲，亂齊民”，要求進行懲處。於是漢武帝下令清查，結果有數千人受到牽連，被判處輕重不等的刑罰。

　　魏晉南北朝時期，由於南北分裂、時局動盪，加之玄學興起，世風大變，整個社會表現出一種擺脫傳統束縛的趨勢，賭博即在這種特殊環境中迅速廣泛地蔓延開來。由於皇帝、士族帶頭賭博，三國、兩晉時沒有禁賭的法令，只有一些地方官吏如陶侃等自發地禁賭（見下節）。到劉宋時期，這種狀況有了變化，當時賭博者被查獲，官員免官。如大臣王景文官至給事中、右衛將軍，侯爵劉康祖官至員外郎，均受到此等處罰。到齊梁時，處罰加重，凡士人賭博，將被流放到邊遠地區充軍，刑期不定；而普通百姓賭博，則判處徒刑二至五年。後來，梁昭明太子蕭統為了優待士人，將士人賭博者僅免官，百姓則判徒刑三年（見《梁書•昭明太子傳》）。不過，上述受罰的只是“私賭”，而公開的、大規模大賭注的“官賭”則屬合法。正是由於這種法律上的缺口，當時的賭風不僅未被制止，反而愈益熾烈。

　　在唐代，由於重建並發展了統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帝國，儒家學說又重新成為國家的統治思想，因此違禮害義的賭博當然被嚴禁。《唐律疏義•雜律》明確規定：凡是參與以財物作賭注的賭博者，輸贏在五匹絹以下，各杖一百；輸贏在五匹以上者，按盜竊財物罪論處，以五匹合徒刑一年計算，十匹二年，以此類推。提供賭場、賭具和召集賭博者，也按上述辦法處置。另外，賭飲食和以弓射賭可不以賭博論。《唐律疏義》完成於高宗時期，而到唐玄宗時，社會風氣趨於奢糜，從皇帝、貴族、百官直至下層小民都沉迷於賭博，《唐律疏義》的禁賭法規成為一紙空文。

　　兩宋時期，一方面城市經濟迅速發展，社會生活豐富多彩，賭博隨之興盛；另一方面由於中央集權的加強，禁賭的規定亦更加嚴厲。在《宋刑統》中，懲治賭博的條文雖與《唐律疏義》完全一樣，但與法律有同樣效力的皇帝詔令，則對賭博處罰極嚴。宋太宗淳化二年二月詔開封府：嚴捕賭博之人，犯者斬；窩藏者及提供賭博場所者同罪（《宋會要輯稿•刑法》）。此雖臨時之製，以後仍以律文為準，但亂世用重刑，收到了較好的效果。對於軍人犯賭，輕則判刑二年，重則處斬。（《宋會要輯稿•刑法》）至於士人（包括官員）賭博，除按律被處以杖刑或徒刑外，還不許參加科舉考試，不許重入仕途。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士人蕭玄之考中進士，榮登龍門，這時有人向皇帝告發，說蕭玄之本名蕭琉，曾因犯賭博罪被處以杖刑，改名赴舉登第。真宗命人查實後，取消了他的進士，併罰銅四十斤，遣送回家。（《山堂考索》）

　　宋代統治者在嚴厲禁賭的同時，針對當時全國民眾都沉迷於“撲賣”（一種以擲錢定輸贏來進行貨物的買賣的遊戲）的實際情況，在不危及社會治安的情況下，規定每年元旦、寒食、冬至，開封府准許士庶“關撲”（即撲賣）三日。到南宋時期，政府更放寬了限制，大多數節假日均可關撲。

　　興起於北方草原的女真族，在建立金朝、控制了東北、華北地區後，也逐漸染上了奢侈和賭博的惡習，對此，金世宗完顏雍曾下令禁斷雙陸賭博。金代刑律中關於百姓犯賭博罪的處罰與宋代基本相同，但對官員賭博又另有規定，據《金史•刑法志》載：品官賭博，贓不滿五十貫者按律杖一百，初犯者可以錢贖罪，再犯者即實杖，不准折贖。對此，皇帝這樣解釋：“杖者所以罰小人也，既為職官，當先廉恥，既無廉恥，故以小人之罰罰之。”

　　元初，忽必烈皇帝勵精圖治，大力整肅風紀，嚴懲包括賭博在內的各種奸猾行為，至元十二年下詔：禁民間賭博，犯者流放荒無人煙的大戈壁。元朝的法律是《至元新格》，其中關於賭博的法令比宋代更詳細：凡賭博錢物者，杖七十七，錢物沒收充公；開賭場者同罪。官員賭博者，一律罷免現職，一年之後才能任低級隨員，永遠不可能在仕途上飛黃騰達。此外，被拿獲的參賭官員還須交鈔銀一百兩與告發人充賞。凡再次賭博者，加徒刑一年。至於主管官員，對賭博犯應捕故縱則要被處以“笞四十七”的處罰；如收受賭博犯給予的財物，將按賭博罪論處（《元典章•刑部》）。

　　明太祖朱元璋出身低賤，對社會惡習非常了解而且十分痛恨。他建立明王朝後，一方面積極恢復經濟、安定人民生活，一方面以嚴刑峻法懲治奢侈奸猾遊惰之徒。據周漫士《金陵瑣事》記載：“明太祖造逍遙樓，見人博弈者、養禽鳥者、遊手游食者，拘於樓上，使之逍遙，盡皆餓死。”這種懲治，在古今中外可謂絕無僅有。洪武二十二年又下詔：凡賭博者斬斷手腕。沒有手，看你如何賭博。這與伊斯蘭國家凡偷盜者斷手的處置一樣。朱元璋之子明成祖朱棣秉承父志，於上台的當年下詔，將賭博犯按重罪處治。英宗正統年間，鑑於賭博重新氾濫，大興縣知縣馬通向皇帝上表治賭，他提出一個嚴厲而有趣的懲治辦法：凡賭博者，一律判處運糧到邊疆哨卡的懲罰。這個建議得到批准。從此，那些遊手好閒奢侈浪費的賭徒一經被拿獲，即被強迫負重運輸，風餐露宿，長途跋涉，常常是不勝勞苦而斃命中途。不過，這項處罰只實行了二十幾年。到孝宗繼位後，將賭博犯加重處罰，發配邊疆充軍。而作為官員後備軍的國子監生員，如賭博則取消功名，問發為民，從此仕途斷絕。明神宗萬曆年間，明朝法典《大明會典》修成，減輕了處罰，但規定更詳細，賭博犯除按唐宋以來規定的杖八十以外，對慣犯則還要枷號兩個月，偶犯枷號一個月。而職官賭博受刑罰後，文官革職為民，武官革職。這種區別對待，有利於社會治安和吏治的改善。

　　清王朝是中國古代專制主義中央集權最強化的王朝，也是法網最嚴密的時期，對於賭博，其懲治措施也最嚴厲、詳密，特別是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

　 　清朝統治者始終把賭博與亂民、盜賊、娼妓一起列為社會四大惡習，認為“劫人之財、戕人之命、傷人之肢膚、破人之家、敗人之德、為善良之害者”，莫過於此四惡，並認為“民間惡習，無過於博戲”（《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卷九三九）。因此每位皇帝上台後都下詔嚴禁，並將查禁賭博列為“地方之要務”。

　　由於賭博須有賭具、賭場和賭徒方能進行，清政府的禁賭主要從這三方面進行。同時，官員和旗人是清王朝的政權基礎，所以對他們賭博的處治也更為嚴厲。

　 　一、賭具之禁。清統治者認為：“若不嚴禁賭具，究不能除賭博之源”，“欲杜此惡習，則賭具之禁，自不可不嚴。”因此，凡為首造賣賭具如骰子、紙牌、骨牌等者，發配邊衛永遠充軍，為從者亦要視其情況杖一百流放三千里或處三年徒刑；藏匿不銷毀者也要發配邊衛永遠充軍。至於旗人，雍正時規定一律處以絞監候，即絞刑，待秋後處決。乾隆時稍微放寬一些，但至少也要發配邊遠之地充軍。

　　二、賭場之禁。雍正時規定，凡開賭抽頭者，初犯杖一百徒三年，再犯杖一百流三千里。對於旗人開設賭場，康熙、雍正時均處以絞監候。乾隆時則規定：初犯者發配極邊遠地區充軍，再犯就絞監候。同時，賭場房屋一律沒收充公，試圖從根本上解決賭場的問題。

　　三、賭徒之禁。清代《大清刑律》中對賭徒處治的條款基本沿襲明律，凡賭博且有其他劣蹟者，處杖八十枷號兩月；無劣蹟者杖八十枷號一月。賭場錢物充公。而無論滿漢官員賭博，都罪加一等，一律革職為民，永遠不准再入仕途。

　　嚴刑峻法雖然頒布全國，但主管官員如何執行則是關鍵問題。清朝統治者也深知此理。鑑於以往歷代禁而不止、有法不依而賭風日趨熾盛的歷史教訓，清代法律特別強調主管官員應負職責，並對之有獎懲的具體措施，防止“走過場”。

　　1.凡下屬官員賭博，均逐級追查其直接主管上司的責任，如：縣屬職官，責之知縣；府屬職官，責之知府。以此類推。倘若明知下屬賭博而不揭發處理者，降官三級，失察者也要降官一級，罰薪俸一年。

　 　2.凡拿獲賭徒及賭具，其製造賭具之家出於某縣，即將該縣知縣革職、該府知府革職留任、該省督撫司道等主要官員降一級留任。反之，如知縣能查獲並懲治賭具製造犯，知縣加官二級、知府加一級、督撫司道等省官記錄二次，以資獎勵。雍正皇帝還專門發布上述命令，規定要永著為例，世代遵守。

　　3.凡官員能查獲賭博，所獲銀錢財物，全部作為賞金給與拿獲之人，以刺激官員查辦的積極性。

　 　另外，為了發動民眾舉報賭案，清王朝在對告發者進行獎勵的同時，對知情不報者亦給予重處。凡旁人舉報者，將所獲賭場錢物一半給舉報者充賞；賭徒自己自首者，免罪，並退還所輸錢物；地方保甲長和鄰居知而不報者，杖一百，如收受賭徒和賭具製造者的財物，則從重處杖一百，徒刑三年。同時，清王朝還特別對親屬告發予以鼓勵和寬大，“如同居之父兄伯叔據實出首，本犯亦準免罪”。

　　由於清王朝的上述嚴密的措施，尤其是康熙、雍正、乾隆之朝特別重視禁賭，所以取得了較大成效，據史載，康熙時經嚴禁嚴懲賭博，“由是鬥狠酗博之莠民屏息而不敢出”；雍正時對賭博“嚴申糾禁”、“日夜捕緝”，在他執政的十三年中，出現了“賭博及造賭具者漸已改業而家室以安”這一少有景象。

　　然而，自乾隆以後，由於政治、經濟和社會風俗的日漸紊亂衰敗，特別是統治者對禁賭不再像其先王那樣重視，賭風又逐漸開始蔓延。特別是鴉片戰爭之後，中國陷入半殖民地的深淵，社會風氣更加敗壞，加之西方的賭博如賽馬、撲克、彩票等乘機來華，清政府從咸豐十年（1860）起開始允許闈姓賭博並從中抽稅，到光緒十年（1884）廣東官方將賭博合法化，這樣，遍及全國各地各階層的賭博更是暢通無阻地氾濫成災了。

　　從本質上講，在封建社會中要想完全禁絕賭博是不可能的，因為它與私有製和封建社會的基本矛盾是緊密聯繫在一起的，但是，作為封建國家來講，禁與不禁、嚴禁與弛禁、真禁與假禁，其效果大不一樣。上述中國歷代特別是清代的歷史教訓就說明了這個簡單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