樗蒲與五木之戲

　君莫笑，劉毅從來布衣願，家無儋石輸百萬。

　　這是杜甫詩《今夕行》的最後兩句。詩人在這裡借他人豪賭抒自己胸中豪氣。他引用的典故出自《晉書》和《南史》，其中包含了中國古代兩位著名的賭徒和一場豪賭的故事。

　 　劉裕和劉毅是東晉末年的兩位風雲人物，也是著名的賭徒。他們共同打敗了篡奪晉朝帝位的桓玄，執掌了朝廷大權。隨即，兩人之間開始了明爭暗鬥。一天，二劉聚集眾將在東府“擲樗蒲”大賭，每次輸贏達數百萬錢。眾人先擲，都得的是“黑犢”，最後剩下劉毅和劉裕。劉毅先擲，得了一個“雉”，他繞床大笑，說道： “不是不能擲一個'盧'，我只是不願這樣罷了。”劉裕聽了這番大話，很是不以為然，用手把五木搓了許久，對劉毅說：“老兄我替你試一試看。”說罷將五木擲出，其中四子俱黑，剩下一子還在跳轉，劉裕大聲一喝，那一子應聲而定，恰好湊成一個“盧”。劉毅吃了敗仗，臉色鐵青，過了好一陣才對劉裕說：“我知道你不肯給我這個面子。”後來，劉毅在政治角逐中兵敗身亡，劉裕則黃袍加身，當了劉宋的開國皇帝。

　　二劉賭博時所採用的樗蒲，是魏晉南北朝時期最流行的博戲。它又名蒲戲，又因為所用的五個投子常用木質製成，故又叫“五木之戲”或簡稱為“五木”。

　 　樗蒲最初出現在社會上，大約是西漢的事情。關於它的起源，流行的說法是老子所製。東漢人馬融的《樗蒲賦》說：“昔伯陽（即老子）入戎，以斯消憂。”西晉人張華也在他的《博物誌》中寫道：“老子入胡作樗蒲。 ”這種附會古人的說法雖然不足為憑，但卻值得推敲。他們都沒有簡單地說是老子創制樗蒲，而是加上一個地點——戎或胡，恐怕也不是毫無根據。我們可以因此做如下猜測，樗蒲原先流行在西域地區，大約在西漢時期隨著中西交流而傳入中原地區。由於來自西方，於是出現老子入西戎而製樗蒲的說法。

　　馬融的《樗蒲賦》是關於樗蒲的最早完整記載，從通篇文字來看，當時的樗蒲只是流行於達官貴人和士大夫中間的一種“雅戲”，似乎還沒有用來賭博。西晉以後，樗蒲盛行於世，用之於賭博的記載也越來越多。許多著名人物如晉武帝司馬炎、宋武帝劉裕、宋孝武帝劉駿、周文帝宇文泰等皇帝和桓溫、桓玄、袁耽、溫嶠、顏師伯、韋叡、王獻之等許多權臣、名士都是善於樗蒲的博徒。樗蒲成為兩晉南北朝時期最流行的賭博方式。以至人們常常將“蒲”與“博”並稱，使“樗蒲”一詞同“六博”一樣，成為賭博的同義詞。

　　從漢至唐的數百年間，樗蒲發生過許多變化，大致可以分為行棋的樗蒲和不行棋的樗蒲兩種。

　 　早期的樗蒲都是要行棋的。其具體賽制，現在已經失傳。從馬融《樗蒲賦》，唐李肇《國史補》，李翱《五木經》，宋程大昌《演繁露》等書的片斷記載來看，其博具有子、馬、五木等，其博盤上有關、坑、塹等標記。兩人對局，每人執六馬，有棋子多枚，用五木投彩，依彩行馬和打對方的馬並通過關、坑、塹，以決勝負。這類樗蒲比較複雜，需排陣布勢，擲骰行馬，精密計算，見機行事，需要相當的技巧和耗費大量的時間。《世說新語•方正篇》記載了王獻之的一段軼事，很能說明問題：

　　王子敬（獻之）數歲時，嘗看門生樗蒲。見有勝負，因曰：“南風不競。”門生輩輕其小兒，乃曰：“此郎亦管中窺豹，時見一斑。”子敬瞋目曰：“遠慚荀奉倩，近愧劉真長！”遂拂衣而去。

　 　由此可見，這種樗蒲的規則是比較複雜的，外行很不容易看懂。王獻之幾歲便熟諳此道，自然大出門客們的意料，因此在當時被視為奇事、雅事。另外，王獻之自詡樗蒲技藝高明，不在當時的高手名士荀奉倩、劉真長之下，然而竟被門客小看，於是憤然拂衣而去。從這裡可以看出樗蒲在東晉南朝士族中流行之普遍，同時也可以看出，樗蒲不僅是士族們賭博的流行方式，其技藝更成為士族們非常看重的“風流通脫”的標誌之一。

　　行棋的樗蒲玩法複雜，需要較長的時間才能分出勝負。對於那些缺乏閒情逸致，希圖快擲快勝的賭徒來說，就不太適應了。於是，從東晉時期起又出現了一種只依擲五木所出彩數而定輸贏，不再行棋的簡便賭法，仍沿用了樗蒲之名。此法一出，便盛行於世。本文開頭所述劉裕、劉毅在東府聚眾大賭就是用的這種方法。自東晉以後，行棋的樗蒲更多地用於遊戲娛樂，賭錢還在其次，多流行於講究“雅趣”的士族之中。而凡是著意於錢財賭博的，無論士族、庶族還是普通百姓，一般都採用不行棋的樗蒲。在北朝，見於記載的樗蒲賭博，全是只擲五木即定輸贏。周文帝宇文泰，便酷愛此戲，常常集眾將和朝臣擲樗蒲頭賭物，以此為樂：

　　周文帝曾在同州，與群公宴集，出錦罽及雜綾絹數千段，令眾將樗蒲取之，物盡，周文帝又解所服金帶，令諸人遍擲，曰：“先得盧者即與之。”群公擲將遍，莫有得者。

　　——《北史•王思政傳》

　 　這種賭法捨棄了樗蒲的枰、矢、馬等道具，只剩下五枚投子，任何人只要用手一擲便可參加賭博，所以周文帝可以“命諸人遍擲”。它與後流行千餘年而不衰的擲骰子（指正方體骰子）賭博在本質上完全一樣，都符合賭博性遊戲的簡單化和隨機性兩個特點。那麼，它的盛行一時也就是理所當然的了。

　　無論行棋的還是不行棋的樗蒲，擲五木所得的“採”都是至關重要的。因此，後世的有關文獻對於五木及其組成的彩都有較為詳細的記載。

　　宋人程大昌的《樗蒲經》這樣記載：

　　古惟斫木為子，一具凡五子，故曰五木……五子之形，兩頭尖銳，中間平廣，狀似今之杏仁。惟其尖銳，故可轉躍，惟其平廣，故可鏤彩也。凡一子悉為兩面，其一面塗黑，黑之上畫牛犢，以為之章，犢者，牛子也。一面塗白，白之上即畫雉，雉者，野雞也。

　　按鄭氏的說法，五木的形狀。這種圖案可以組成六種不同的排列組合，也就是六種彩。其中全黑為“盧”，是最高的彩。四黑一白為雉，次於盧。二者為貴彩。其餘四種即二黑三白，二白三黑，一黑四白，全白，皆稱為梟和犍（也就是上文所說的“黑犢”），為惡彩。貴彩勝，惡彩負。

　　李肇《唐國史補》和李翱《五木經》的記載，與程大昌所記不盡相同。《唐國史補》雲：

　　其骰五枚，分上為黑，下為白。黑者刻二為犢，白者刻二為雉。

　　按李肇所言，五木的圖案分為四種，即白、黑、黑犢、白雉。如果黑犢和白雉都刻在相同的兩枚投子上，就可以擲出十種彩。李肇還記載了十種彩名及其相應的“採數”：

　　擲之全黑為盧，其彩十六；二雉三黑為雉，其彩十四；二犢三白為犢，其彩十；全白為白，其彩八。四者貴彩也。開為十二，塞為十一，塔為五，禿為四，撅為三，梟為二。六者雜彩也。貴彩得連擲，得打馬，得過關。雜彩則否。

　　李翱《五木經》所記與李肇基本相同。只是把貴彩稱為“王采”，雜彩稱為“甿採”罷了。

　　程大昌和二李的說法均可以成立，很可能是兩種不同的規則。程氏所記和《晉書•劉毅傳》的記載頗為相符，也許就是不行棋的樗蒲規則（也不排除程氏之說是附會《晉書》所記）。而二李之說看來應該屬於行棋的樗蒲規則。當然，在古樗蒲實物發現之前，此說只能是一種推論。

　 　到了唐代，由於雙陸和正方體骰子的流行，行棋或不行棋的樗蒲都遭到人們的冷落。到了唐玄宗的時代，會樗蒲的人已如鳳毛麟角，所以，楊國忠能因為善樗蒲而入內廷供奉（見《新唐書•楊國忠傳》）。到了北宋時期，在文人士大夫和官僚富商之中流行起另一種同樗蒲相似的博戲——打馬。“打馬爰興，樗蒲遂廢”（李清照《打馬圖經序》）。於是古老的樗蒲便就此廢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