歲時節令的賭博

爆竹聲中一歲除，春風送暖入屠蘇。

　　千門萬戶盙盙日，總把新桃換舊符。

　　王安石這首著名的《元日》詩，在我們面前展現了一個千家萬戶喜氣洋洋慶賀新春佳節的歡快景象。

　 　歲時節令，在中國人的生活中歷來佔有重要的地位，也是人們在物質和精神上不同程度得到享受的日子。早在西周時期，鄉村的農奴們在辛勞一年之後，都要“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詩經•七月》）隨著時代社會文化的發展，節日逐漸增多，年節文化的內容也逐漸豐富。就漢族而言，比較重要的節日就有元旦、上元（元宵）、寒食清明、端午、七夕、中元、中秋、重陽、冬至等。每逢這些節日，人們一方面要鄭重其事地舉行各種祭祈和祈禳活動，來祈求上天、祖宗和神靈的保佑。一方面要舉行各種傳統的遊樂活動來紀念和歡度佳節。如元宵觀燈、中秋賞月、端午賽龍舟、重陽登高、七夕乞巧等等。歲時節令，也是人們脫卻拘束、輕鬆愉快的日子，為了取得最佳的愉悅效果，除了上述的那些傳統遊樂，人們往往不拘小節地尋求娛樂、刺激，賭博可說是其中最重要的手段之一。

　　賭博活動在古代歲時節令中常常表現得十分突出，是年節文化的豐富內涵中一個不容忽視的因素。從文化人類學的角度分析，有其自然的原因。

　　歲時節令的豐富內涵，構成了一幅幅濃縮的社群生活場景，它既源於日常生活，又有別於日常社會生活，是人們社會生活中的一個獨特且相對獨立的子系統。歲時節令的賭博活動，其實也就是日常社會生活中賭博活動的濃縮和集中，之所以如此，有如下幾個原因。

　 　中國傳統的賭博有兩個顯著的特點，其一是參與賭博的人們一般都限定在一個個大致固定的人際範圍或環境之中，形成一群群彼此相熟的“牌友”、“賭友” 。其二，中國式的賭博一直被稱為“博戲”，是因為它帶有濃重的遊戲娛樂色彩，如紙牌、麻將、骨牌、雙陸、狀元籌、升官圖等，都需要相當寬裕的時間才能玩得盡興。然而在平時，人們各自為衣食前程而奔忙，閒暇的時間並不多，脾味相投的賭友們很不容易湊到一起“盤腸大戰”。再則，賭博或多或少總需要一定的錢財，普通人平時由於各自的原因，即使有閒暇，也不一定有充裕的賭資，這兩個時間和金錢的問題，在節日期間一般都能得到解決。人們在這時擺脫了工作和社會的負擔，能無拘無束地娛樂、消遣。為了歡度節日，人們也不同程度地作了物質上的準備，喜歡賭博的人自然為此準備了“賭本”。

　　第三，節日可說是人們社會生活中的一個獨特且相對獨立的系統，在這些特定的日子內，人們的心理和行為可以超越特定文化、風尚允許的範圍，這種“越軌行為”不會受到指責，而是被整個社群文化心理視為“合理”。中國的傳統儒家道德，一直視賭博為惡行、惡業，歷代官府也都頒有禁令。但在一些重要節日期間，整個社會卻幾乎一致地對賭博表現出寬容的態度。官府或者明令開禁，或默許縱容，不加管束。許多平日不許子弟家人賭博的家庭，這時也破例允許大家博戲取樂，而那些平日就喜歡“牧豬奴戲”的賭徒，此時更是如魚得水，盡興大賭了。在這些特定的日子裡，賭博的娛樂功能在整個社會的反對力量面前顯得異乎尋常的強大。

　　上述三點原因，使賭博活動在各種節日期間不同程度地加劇。其加劇的程度與節日的重要性是成正比的。

　 　一歲之首的新春佳節，舊時又稱“新正”，是中國最重要的節日，也是一年中賭博最盛的時期。經過一年的辛勤勞作，人們為新年準備了充裕的物資，喜戲賭博的人們為自己留下了專門的“賭本”，連小孩子也有“壓歲錢”充作賭資。新年又是全年時間最長的節日，從臘月底到正月，歷時一個月以上，此時鄉村尚在農閒之中，大小衙門一律“封印”，各種店鋪作坊也要關門停業多日，“學房中放年學，閨閣中忌針黹，都是閒時”。士、農、工、商，婦女兒童，各色人等都有充分的閒暇。這一段相當長的時期，正處於隆冬時節之內，人們絕大部分活動是親朋故舊之間的酬拜、交遊、宴飲，這些活動都限制在戶內進行，在文化娛樂相當單調的古時，人們的興趣很容易趨向於賭博這一極富刺激性的娛樂。

　　由於文獻的缺乏，唐代以前歲時的賭博情況已經無法具體了解了。而兩宋以下的社會在春正期間的賭博活動之廣泛，卻是引人注目的。

　 　在北宋的都城東京，每到正月初一，開封府照例要貼出榜示，開放“關撲”三日。在這幾天內，城中大街小巷到處可見商販們“以食物、動使、果實、柴炭之類，歌叫關撲。”（《東京夢華錄》，下同）招徠人們前來“撲賣”。在城內的繁華地段，“如馬行潘樓街、州東宋門外、州西梁門外踴路、州北封丘門外及州南一帶，皆結彩棚，鋪陳冠梳、珠翠、頭面、衣著、花朵、領抹、靴鞋、玩好之類。間列舞場歌館，車馬交馳”。吸引人們前來“關賭”。黃昏已至，包括“貴家婦女”在內的士民大眾紛至沓來，“縱賞關賭，入場觀看。慣習成風，不相笑訝”。這種萬眾踴躍，參加關撲或縱賞關撲的現象，在宋室南渡後的京城臨安（今杭州）繼續存在下去，而在時間上則大大延伸了。在這個時候，關撲與其說是一種賭博，勿寧說是一種遊藝娛樂活動，還更符合它此時所表現出的社會功能。

　　新正期間的賭博，一直要進行到“上元”（即元宵節）之後。南宋詩人范成大的記述吳地節令風習時，就有“酒壚先疊鼓，燈市早投瓊”的詩句，上元節中，酒店裡先傳來藝人的鼓聲，那些早早來到燈市的人們，不是來看燈，而是呼盧喝雉、擲骰賭錢。燈節過後，賭風才逐漸平息下來。

　 　城市街頭的“關賭”盛況如此，民居院落中的聚賭同樣進行得熱火朝天。宋代鄉間習俗，除夕之夜聚博，謂之“試年庚”。雖然輸贏金錢不見得大，但事關次年的流年、收成好壞，因而人們為了爭得吉利的彩頭，“呼盧喝雉連暮夜”，各不相讓，形成一幅“呼盧院落爭新歲”的風俗圖景。

　　新年期間賭博活動之廣泛，娛樂色彩之濃重的特色，在明清時期表現得同樣的明顯，甚至有所過之。

　　在清代，新正期間家庭中盛行賭博遊戲，是當時的社會風尚，從達官貴人到平民百姓，大都如此。趙翼的《簷曝雜記》記有如下一段軼事：

　 　雍正年間，狀元王雲錦在元旦早晨入宮參加朝賀大典後回到家中，就與幾位朋友“作葉子戲（打紙牌），幾局之後，忽然有一張牌不見了，無法繼續下去。不得已便罷了牌局，飲酒為樂，後來有一天偶然入朝，皇帝問他，元旦那天怎個度過，王據實回奏，雍正很欣賞他的誠實無隱，便拿出一張紙牌給他，道：把這個拿去，繼續你的牌局。”王雲錦一看，正是元旦失落的那一張。

　　這則軼事本意是說雍正時利用特務做耳目對臣下偵察控制之嚴密。同時也說明歲時賭博在官僚大臣之中已成風氣，連素來待臣下“刻薄寡恩”，又對賭博深惡痛絕的雍正帝也不得不對之表示理解和寬容。

　　“法網嚴密”的雍正皇帝尚且如此，地方官府對新正期間的博戲就更加寬容了，舊時有的地方官府（如四川成都）每年正月初六要貼出告示：“破五已過，禁止賭博。”表示初五以前人們可以任意賭博為樂。

　　從除夕到初五，是新年期間最重要的日子，也是賭博最興盛的幾天。除夕之夜的賭博，一般在家人之中進行。清人讓廉的《京師風俗志》記道：

　　除夕……家庭舉宴，少長歡喜，兒女終夜博戲玩耍。

　　《燕京歲時記》亦記云：

　　京師謂除夕為三十晚上……黃昏以後，合家團坐以度歲，酒漿羅列，燈燭輝煌。婦女兒童，皆擲骰鬥葉以為樂。

　　自初一開始，親友鄰里之間互相往來酬拜，宴飲之後，往往繼之以博戲。一首《竹枝詞》這樣描繪新年期間的小家婦女：

　　西鄰東舍任往還，為鬥花牌輸幾錢，向晚歸來重整鬢，看人門內笑扶肩。

　　——清•王崇簡《王正譜俗竹枝詞》

　　宛然一幅優美生動的新春行樂圖。

　　雖然官府規定“破五已過，禁止賭博”，但不過是官樣文章，一紙空文。實際上，正月期間的賭博往往持續到元宵節之後乃至整個正月。《紅樓夢》第十九、二十回寫賈府在正月十五元妃省親之後的消閒，我們可以看到闔府上下，幾乎都沉溺在賭博遊戲之中：

　 　“彼時正月內，學房中放年學，閨閣中忌針黹，都是閒時。”慣愛鬥牌的賈母，白天不盡興，晚上“猶慾和那幾個老管家的嬤嬤鬥牌”。“鳳姐正在上房算了輸贏賬。”賈寶玉的奶媽李嬤嬤倚老賣老，輸了錢，遷怒於人，排揎丫頭襲人。而那些大大小小的丫頭晴雯、綺霞、秋紋、碧痕也“都尋熱鬧找鴛鴦、琥珀等耍戲去了”。此處的“耍戲”用賈寶玉的話說，是“床底下堆著錢，還不夠你輸的？”連那幾位冰清玉潔、高貴典雅的薛寶釵、林黛玉、史湘雲，也同樣“擲骰子，趕圍棋”，雖然其意不在輸贏，但輸贏卻是存在的。如果清代現實生活中沒有這種現象，珍愛自己創造的“山中高士晶瑩雪”、“世外仙姝寂寞林”的曹雪芹是不會編造如此情節來“損害”自己的造物的。由此也可以看出賭博在清人娛樂活動中的重要和賭博的娛樂功能在歲時節令中的突出表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