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間的賭博風俗

賭博本起源於民間的遊戲，數千年來，它也一直是民間遊戲娛樂的一個重要內容。賭博的娛樂功能從性質上看，屬於自娛性，也就是必須親身參與其中方能獲得娛樂的效果，正由於此，賭博活動在民間一直有著廣泛的社會基礎。

　 　民間賭博之風的興盛始於戰國時期。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商業城市的興起，各種賭博活動在這類地區如齊都臨淄、魏都大樑、趙都邯鄲廣泛流行。著名的縱橫家蘇秦在遊說齊宣王時談到臨淄城中“民無不鬥雞走狗，六博蹴鞠”。從“無不”二字我們可以看出，在這座“甚富而實”的都市之中賭博活動的盛行。

　 　在如此廣泛的賭博活動之中，大部分市民不過把它作為一種遊戲娛樂手段，所以蘇秦在談到臨淄城民的“鬥雞走狗六博”時是把它和“吹竽鼓瑟，擊筑彈琴”並列的。不過，其中也有一部分以賭博為生計者，時人呼之為“賭徒”。《史記•魏公子列傳》談到趙都邯鄲有處士毛公“藏於博徒之中”，又有“薛公藏於賣漿家”。從這段文字中我們可以看出，博徒在當時已成為擁有相當人數的專門的職業，只不過在時人心目中這是一種賤業或“惡業”。到了西漢，桓發操此“惡業”成為時人注目的巨富，並被司馬遷記入《史記•貨殖列傳》，成為中國歷史上第一位以賭博致富的名人。

　　在漢代，賭博成為民間最常見的遊戲娛樂方式之一。當時長安、五陵、大樑等地的富家無論平時行樂還是舉行宴會，常常設有博局，豪飲縱博，成為一時風氣。如《列子•說符》記載：

　　虞氏者，梁之富人也。家充殷盛，錢帛無量，財貨無貲。登高樓，臨大路，設樂陳酒，擊博樓上。

　　一首漢樂府古歌也這樣描寫富家的宴樂：

　　主人前進酒，彈瑟為清商。

　　投壺對彈棋，博弈並複行。

　　六博與當時富豪之家的娛樂活動如此密切，於是漢樂府歌辭中有了“仙人六博”的古題。在漢代建築和墓葬中的畫像石、畫像磚上，也常常可以看到“六博圖”、“仙人六博圖”。

　　在鄉里村鎮的下層社會之中，鬥雞走狗是常見的賭博方式，也是常見的娛樂活動。

　 　漢高祖劉邦的父親劉太公，一生居於鄉里，是一個勤儉務實的農民。而這樣一個老實人的“平生所好”，也都是“屠販少年，酤酒賣餅，斗酒蹴鞠，以此為歡”。後來，劉邦當了皇帝，尊太公為太上皇，錦衣玉食，尊貴無比，但見不到他平生喜聞樂見的市井風物，使他鬱鬱不樂。後來劉邦按照故鄉豐沛地方的市井風俗專門為太公建了一座“新豐”，使他重新聽到鄉音，看到屠酤賣餅，鬥雞走狗的熱鬧場面，老人方能轉憂為樂。（見《史記•高祖本紀》正義引《括地志》）

　　就連漢景帝時的大臣袁盎，罷官家居時，也常與“閭里相浮沉”，以鬥雞走狗為樂。可見鬥雞走狗作為一種賭博方式和娛樂手段在民間的流行。在出土的漢代石刻、畫像磚上也能找到大量的鬥雞圖，造型古樸，形像生動，是當時社會生活和民俗的真實寫照。

　 　在不同的時代和地區，不同的人群之中流行的賭博方式也各不相同。如隋唐時期的上流社會盛行雙陸（握槊），民間則流行擲骰子。而在益州地區（今四川）民間則“尤足意錢之戲”（《隋書•地理志》），喜歡攤錢。杜甫客居夔州（今四川奉節縣）時，寫了不少記錄山川形勝和風土人情的詩章，其中一首就談到這一風俗：

　　蜀麻吳鹽自古通，萬斛之舟行若風。

　　長年三老長歌裡，白晝攤錢高浪中。

　　——《夔州歌十絕句》之四

　 　君不見，滿載蜀中貨物的商船在長江上疾駛如風，船上的賈客和船工是那樣的悠然自得，有的人在長聲高唱，有的人則在那顛簸於波峰浪谷的甲船上“攤錢”作樂，賭興正濃，對於身邊的驚濤駭浪恍若不見。正像老杜的另一首詩開頭所描寫的：“峽中丈夫絕輕死，少在公門多在水。”（《最能行》）

　　宋代以下，商品經濟有較大發展，市民階層急劇擴大，賭博活動在城鎮社會中也達到前所未有的廣泛程度。北宋初年，專門的賭場——“櫃坊”就成為社會問題，遭到官府的禁止，然而，隨著社會的繁榮，市民隊伍的擴大，各種名目的賭場反而不斷增加，吸引著各色各樣的賭徒。

　　“關撲”在宋代盛極一時，是廣大市民喜聞樂見的娛樂方式。小商小販也多用“撲賣”來招徠顧客。市民們既喜歡觀看他人關撲、撲賣，自己也常常賭上幾手，其意並不專在贏錢贏物，更主要在於愉悅精神。可以說，賭博的遊戲娛樂功能在宋代關撲、撲賣身上體現得格外得明顯。

　 　民間賭風之盛也反映在當時的各種筆記、話本、小說和雜劇之中。在這類文藝作品之中，當時的賭博風俗被描寫得格外生動，增加了我們對其的了解。如《二刻拍案驚奇》卷十四的《趙縣君喬送黃柑，吳宣教幹償白鏹》，寫一位家資饒裕，常常尋花問柳的宣教郎吳約，他所住客店對面一個小宅院“門首掛著青簾，簾內常有個婦人立著”。吳約見獵心喜，打算尋機勾引。一天，他坐在門口呆看對面簾子，百無聊賴，見一小販“挑著一籃永嘉黃柑子過門，宣教叫住問道：'這柑子可要博的？'經紀道：'小人正待要博兩文錢使，官人作成則個。'宣教接將頭錢過來，往下就撲。那經紀蹭在柑子籃邊，一頭拾錢，一頭數之。怎當得宣教一邊撲，一心牽掛著簾內那人在裡頭看見，沒心沒想地拋下去，撲上兩三個時辰，再撲不出一個渾成來，算了算，輸了一萬錢”。這段反映“撲賣”的生動文字並非完全出於凌濛初的杜撰，它來源於宋人筆記《夷堅志》，可以說是當時民俗的真實寫照。

　　市井賭風的興盛，還傳染了少年兒童。《醒世恆言》第三十四卷《一文錢小隙造奇冤》，寫江西景德鎮兩個市井小兒“盦錢耍子”，為了一文錢的輸贏發生爭執，導致了一連串的悲劇，使十三條性命死於非命。挑起這場賭博的再旺年僅十三歲，“平日喜的是盦錢耍子”，袋裡一有錢便想賭錢，這樣的少年再長幾歲完全可能成為市井賭棍、社會垃圾。由此也可以看出當時下層社會中賭博活動的廣泛存在。

　　市井賭風歷來為社會各階層之冠，它在明清時期達於極盛。明英宗時巡撫順天（北京）的御史陳鑑上書談到京師風俗澆薄，表現在五個方面，最後一點就是“博塞成風”（《明史•陳鑑傳》）。到了清代中葉，“上自公卿大夫，下至編氓徒隸，以及繡房閨閣之人，莫不好賭。”（錢泳《履園叢話》）降至鴉片戰爭之後，更達到不可收拾的地步。考察其原因，大抵有二。其一，博戲種類大增，清人錢泳在《履園叢話》中記道：“近時俗尚葉子戲，曰馬吊碰和；又有骰子之戲，曰趕羊跳猴；擲狀元牙牌之戲，曰打天九、鬥獅虎；以及壓寶、搖攤諸名色，皆賭也。”再加上後來出現的麻將牌，無不具有很強的娛樂性或刺激性，其中的牌戲——紙牌、骨牌和麻將牌，尤為甚者。這樣，就把許多原不賭博的人拉下了水，人們往往以遊藝開始，後來轉為賭博，正如雍正皇帝所說：“賭牌擲骰，雖為金錢，然始初多以消遣而漸成者，原來適趣之戲具。”（光緒《大清會典事例》卷八二七《刑部•刑律雜犯》）牌戲的流行，把賭博廣泛地引進了家庭內部，父子、兄弟、婆媳、姑嫂、妯娌共圍一桌，鬥葉子、搓麻將，在明清時代頗為常見，稱為“殺家韃子”。在有的地方，牌戲已到無人不曉的流行程度。明人陸容說：“鬥葉子之戲，吾昆城上自士夫，下至僮豎，皆能之。予遊昆庠八年，獨不解此，人以拙嗤之。”（《菽園雜記》）牌戲的盛行，還刺激了民間的賭具製造業，明清兩代，紙牌的製造以吳地最稱工細，其中太倉衛前、崑山司馬橋、蘇州桃花塢，被世人稱為“牌藪”，所產紙牌流傳天下，毒害無窮。

　 　明清時期賭風興盛的另一個原因是晚清以下彩票類賭博的出現。嘉慶、道光年間即問世的花會，雖無彩票之名，卻有彩票之實，很快便從發源地浙江蔓延到福建、廣東、上海等地。廣東地區盛極一時的闈姓、白鴿票、山票、鋪票，以及國外流入的呂宋票，國內官方發行的江南票、簽捐票，或無名有實，或名實俱符，都可以稱為彩票賭博。這類賭博有兩大特點可以最大限度地引誘人們參賭。其一，它不像其他博戲那樣，總須具備一定賭博技藝方能參加，而是只要有錢買票即可參賭。其二，賭本可大可小，如花會有銅元一仙（一文）亦可參賭，山票每張僅售一角五分大洋，一旦中獎，可獲數十倍（花會）或數十萬倍（山票）的賭彩，雖可能性極低，但仍給身處社會底層的貧民帶來一線發財機會，使他們對此趨之若鶩。福建地區的花會場多設於荒僻人跡罕到之處，然而每日“掛筒”、“開筒”之時，竟然“五十里之內居民罔不至”者。又“廣州極貧之人，或有不入番攤館者，而山票則無人不買……人人心目中，無不有一欲中山票頭標之希望也”。（均見《清稗類鈔》賭博類）彩票賭博以賭本極微，獲利奇高為招徠，對象本來就是社會中下層的市民、平民。其目的可以說完全達到了。

　　由上所述，正因為人們普遍地或“以賭博為消閒之具，日夜不休”（《撫豫宣化錄》）；或以賭博做暴富幻夢，趨之若鶩，才把明清時期民間的賭風煽到了中國古代空前的熾烈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