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鬥蟋蟀介紹：萬金之資付之一喙

蟋蟀，又名促織、吟蛩、蛐蛐、秋蟲。這種小小的昆蟲很早就引起了古人的注意和觀察。兩千多年前經孔子刪定的《詩經》之中就有《蟋蟀》之篇，《豳風•七月》裡有“蟋蟀在堂”、“蟋蟀入我床下”的詩句。但人們最初注意的還是它的鳴聲。蟋蟀的鳴聲如泣如訴、淒淒切切，羈旅遊子、遷客騷人，深宮佳麗、空閨思婦聽到它，往往引起惆悵、悲切的共鳴。這就使它常常成為傷感詩賦的素材。

　　鬥蟋蟀是由養蟋蟀而生的。人們喜歡聽蟋蟀的鳴聲，常常捉之養於小籠之中玩賞。五代王仁裕的《開元天寶遺事》記載道：

　　每至秋時，宮中妃妾輩皆以小金籠捉蟋蟀閉於籠中，置之枕函畔，夜聽其聲。庶民之家皆效之也。

　　在玩賞、觀察蟋蟀的過程之中，人們逐漸發現雄蟋蟀具有好鬥的特性，鬥蟋之風由此逐漸興起。同鬥雞、鬥鴨一樣，這種具有競爭性的鬥物遊戲很快就滲入了賭博的因素，成為賭博的手段。

　 　關於鬥蟋賭博的最早文字記載是宋人顧文薦的《負曝雜錄》。文中說，唐代天寶年間，長安人鬥蟋成風，豪富之家“鏤象牙為籠而畜之，以萬金之資付之一喙”。一次鬥蟋，輸贏即達萬金，這無論是否為誇張之辭，都可以稱為豪賭了。然而，這種盛況不可能是短時間內突然發展起來的。所以鬥蟋之風的興起，當在天寶之前，正如顧氏所云：“其來遠矣。”究竟有多遠，無文獻可證，如果從唐初算起，距今也有一千三百多年了。

　　唐代鬥蟋之風主要流行於京師的宮廷、貴戚和豪富之家。到了宋代，尤其是南宋，鬥蟋蟀已風行朝野，市井平民乃至僧道尼姑都雅好此戲，流風所及，出現了專營蟋蟀的“專業戶”。宋人周密的《武林舊事》就記載了南宋都城臨安城裡專賣“促織兒”和“促織盒”的“小經紀”。在這個時代，還出了一名臭名昭著的“蟋蟀平章” 賈似道。此人靠裙帶關係入閣，拜為同平章軍國事（宰相），專權多年。他酷愛鬥蟋，於宋元交兵，國家垂危之秋，每置軍國重事於不顧，終日在西湖葛嶺私宅“半閒堂”與眾姬妾踞地鬥蟋蟀，還以自己的心得寫了一部《促織經》。他養蟋蟀是個成功者，而南宋卻由於他的誤國而提前亡國了，他也因此落了個千秋罵名。

　　明清兩代是鬥蟋之風最盛的時期。明代此風的興盛恐怕與皇帝的嗜愛有關。明宣宗朱瞻基（宣德皇帝）酷好鬥蟋，人稱“蟋蟀皇帝”，為了滿足自己的嗜好，他歲歲有徵，曾密敕令蘇州知府況鍾採辦上好蟋蟀千頭，一時俗語云： “促織瞿瞿叫，宣德皇帝要。”為了搜覓蟋蟀，蘇州的健夫小兒，常“群聚草間，側耳往來，面貌兀兀，若有所失”。（袁宏道《畜促織》）因無法完成此“皇差”而傾家蕩產、家破人亡的也大有人在。《聊齋誌異》中那篇膾炙人口的《促織》，就是根據這一血淚事實寫成的。

　　在皇帝的影響下，明朝從后宮到京城，以至各級官吏之中養蟋鬥蟋成風，此風一直延續到明亡。當時南明福王政權的宰相馬士英“為人極似南宋賈似道，其聲色貨利，以至好蓄蟋蟀，無一不同。時局嚴重，清兵臨江，猶以鬥蟋蟀為戲，一時目為'蟋蟀相公'”。（清王應奎《柳南隨筆》續筆）

　 　清代鬥蟋賭博之風達於極盛，不但有專門的賭場，而且有嚴格完整的程式。在此風盛行的北京、天津、廣州和江浙、上海地區，每當秋風起時，即在空曠地帶搭起棚子，棚內用布帳分隔為若干圈，作為賭室。賭前雙方須將蟋蟀仔細過秤，分成級別相鬥，頗類今日的拳擊、摔跤、柔道等對抗性體育比賽規則。鬥前雙方約定賭注金額，旁觀者亦可下注，賭注多者達幾百上千兩白銀。鬥時，蟋蟀鬥盆置於高架之上，以防人為乾擾。雙方各出一人觀其勝負，其餘賭徒仰得仰望、傾聽鳴聲而已。有人輸至千百而不曾一睹“將軍尊容”，實在可憐而可笑。

　　在北京，還出現了官辦的鬥蟋賭場，由內務府織造衙門牽頭，理由是蟋蟀有促織之名，也就該隸屬於織造管轄範圍之內。每到秋天，織造衙門專門發佈告示規條，在城中架起寬大的棚場開局賭博。一時間北京城幾乎成了一座鬥蟋的賭城。正如時人的竹枝詞所詠：

　　錦盕紅囊履野鶉，千金勝負決朝喧。

　　家家別具清秋賞，捧出宣窯蟋蟀盆。

　　——金晉芳《金台雜詠》

　 　鬥蟋可以給人帶來巨大財富，因而人們對之愛護備至，富之以戧金瓷盆，餵之以草蟲、豆芽甚至人參湯，可謂調護彌週。揚州人鳴秋，從善養蟋蟀而致富，自號“鳴氏純雄”。善鬥的蟋蟀已成為人們的財富，以至於可以進入當舖典當銀錢。（見清人諸晦香《明齋小識》卷一）心愛的鬥蟋死了“以銀斫棺而埋之，焚以錫錁，祭以詩文，不懌者彌日”。在當時並非個別現象。其原因很簡單，因為破了一筆無法估計的財富。

　　鬥蟋賭博在各種鬥物戲中興起較晚，但普及的速度和程度卻很快很廣，它在中國賭博風俗中的影響，恐怕僅僅次於鬥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