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大夫與賭博

　在中國古代社會，經常參加賭博的人包括帝王、貴族、官僚、士大夫、商人和市民，這些不同的人群結成了各自的賭博圈，他們在參與其中時表現出多種相似或相異的心理、行為和價值取向，產生這些差異的社會文化背景是多種多樣的。士大夫作為社會中具有最高文化層次的階層，他們對賭博的態度和參與賭博的方式、心態和價值取向，主要是由當時占主導地位的哲學思想、倫理道德等文化因素決定的。正由於此，在某些時代，士大夫們的這些態度和價值取向甚至成為該時代社會風尚的重要內容和標誌，從而對整個社會的政治、文化等方面產生重要影響。從這個角度看，士大夫的賭博問題就成為中國古代風俗研究的一個重要的課題。

　　從文獻記載來看，中國的賭博活動至遲在殷周時便已產生了。但那個時期賭博還沒有同士大夫產生聯繫，因為那時不僅不存在士大夫這個社會階層，連它的前身——“遊士”也還沒有產生。

　　春秋戰國時期，賭博已成為一種比較廣泛的社會文化活動，遊士也在這個時期產生並且同賭博發生了聯繫。隨著時間的推移，士參加賭博的現象越來越多，當時的各家學派也大多對之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總的來看，各家學派都把賭博看成一種低級、粗俗的遊樂，無人對之進行褒揚。不過，對待賭博的具體態度卻有不同。

　　早期法家的代表作《管子》完全否定賭博，主張嚴格禁賭。儒家也同樣反對賭博，《孔子家語》斥之為“兼行惡道”。孟子更指責“博弈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是“五不孝”之一。（《孟子•離婁章句下》）

　　以老莊為代表的道家同樣看不起賭博，但是並不持完全否定、排斥的態度，而是把它看成一種“自然”的行為。《莊子》有一段文字談到“博塞”：

　　臧與穀，二人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問臧奚事，則挾篋讀書；問谷奚事，則博塞以遊。二人者，事業不同，其於亡羊一也。

　　——（《莊子•駢拇》）

　 　從這段文字可以看出，“博塞”在莊子的心目中屬於低俗的行為，所以把它同高雅的“挾篋讀書”相對而提。但是莊子從自然觀出發，認為二者同樣屬於自然的行為，都導致了亡羊的不幸後果，就如同“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與“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一樣，同樣導致了死亡，也就不必區別他們當初的動機和手段如何，不必強分雅俗、臧此而否彼了。

　　儒家和道家的哲學思想及處世態度對後世的士大夫的行為準則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漢代以下的士大夫的思想行為大體來說不外乎“非儒即道”和“亦儒亦道”兩種。然而在先秦時代卻並非如此。

　 　春秋戰國時期是一個思想文化空前活躍和自由的時代，是一個思想文化和道德標準多元化的時代，正如孟子批評的“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孟子•滕文公下》）。尤其是戰國後期，“士”的人數激增，流品也日益複雜，他們有一個共同的趨勢，注重實際，講求功利而不受所謂禮義、道德、法治的約束。有的學派如楊朱學派和“雜家”更公開主張及時行樂、追求聲色富貴。正如《呂氏春秋•仲春紀》所云：

　　古人得道者，生從長壽，聲色滋時，能久樂之。

　　像這樣的人生態度，是不會反對既能輕易獲取錢財，又能得到強烈感官刺激之樂的賭博活動的。

　　事實上在春秋戰國時期，士參與賭博活動是十分普遍的。《戰國策•齊策一》中蘇秦說齊宣王曰：

　　臨淄之中七萬戶……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擊筑彈琴，鬥雞走犬，六博蹋鞠者。

　　此時的齊都臨淄，是一個“四民雜處”的商業都會，士作為“四民”之首，也是這個繁華都會的主要成員之一，自然也同其他市民一樣“無不鬥雞走犬、六博蹋鞠”。蘇秦在這裡描繪的是一個熱鬧的遊樂景象，然而鬥雞走狗和六博，絕大部分時間是包含著賭博內容的。

　 　也在這一時期，齊宣王曾詢問一位儒者匡倩道：“儒者博乎？”匡的回答是“儒者不博”。（見《御覽》七七五引《韓子》）不過，從這一問題的提出可以反映如下一個事實，即士參與賭博是十分普遍的，以至於齊宣王這位曾建稷下學宮，也熟悉各派士人的國君也弄不清楚到底哪些士人賭博，而哪些不賭博。

　 　戰國時期，廣大遊士的一個普遍狀況是“無恆產”，即無固定經濟來源，生活窮困不堪。翻開《戰國策》和《史記》的有關篇章，觸目可見士人“貧無行”、“家貧無以自資”、“貧乏不能自立”之類的記載。為了求得生存，遊士們不恥於操持任何“賤業”、“惡業”，如孟嘗君門下的“雞鳴”、“狗盜”之徒，信陵君深相結納的朱亥（屠夫）、侯嬴（看門人）。於是，賭博也成為某些“無以為衣食業”的遊士的謀生手段。《史記•魏公子列傳》中記載的“藏於博徒”之中的毛公，實際上就是一個“職業賭徒”。不過，當時的一般遊士和那些與遊士關係密切的貴族，並不因此鄙視他們。信陵君和毛公的交往，很能說明這個問題。

　 　信陵君為避禍來到趙國，慕名前往拜訪“藏於博徒”和“藏於賣漿家”之中的處士毛公和薛公，彼此相得甚歡。然而，同有“賢公子”之稱的平原君趙勝卻認為信陵君“妄從博徒賣漿者遊”，乃“妄人耳”。信陵君聽說此語之後，大不以為然，說道：“無忌自在大樑時，常聞此兩人賢，至趙，恐不得見。以無忌從之遊，尚恐其不我欲也，今平原君乃以為羞，其不足從遊。”因此要離開平原君家。平原君門下客得知此事後，有一半人離去跟從信陵君，天下游士得知此事，也大多重新回到公子門下。（《史記•魏公子列傳》）

　　戰國時期遊士中常見的賭博現象和不以賭博為恥的觀念，一直延續到西漢初年。景帝時，雒陽遊俠劇孟，是個有名的博徒，司馬遷說他“好博，多少年之戲”。語氣之中頗不以為然。不過他接下去又如此寫道：“然劇孟母死，自遠方送喪蓋千乘。”可見時人對這位遊俠博徒的推崇。（《史記•遊俠列傳》）

　　進入秦、漢以後，遊士階層逐漸與宗族和土地發生密切的聯繫，演變為具有深厚社會基礎和經濟基礎的“士大夫”。自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後，讀儒書，通經術逐漸成為士大夫比較專一的進身之階和事業，儒家所遵奉的道德標準成為士大夫的生活信條，特別是東漢以下，士大夫進身之道在很大程度上決定於鄉曲對自己道德品行的評論，為了得到好評，士人們十分注意自己的行為。賭博這種被儒家斥為“兼行惡道”、“五不孝之一”的“惡業”、“惡行”自然而然地被那些時刻注意砥礪名節的士大夫們擯而棄之。從漢武帝以後直至東漢末年，我們很少能見到士大夫賭博的記載，正是由於這種敦樸厚重的風氣所致。

　　魏晉南北朝時期，由於政治格局的劇烈變化和玄學的蓬勃興起，正統的儒家學說受到強有力的衝擊，傳統的道德觀念和行為準則在很大程度上被動搖，人們的言行表現出擺脫傳統束縛的趨勢。在社會上占主導地位的士大夫，其思想意識也從以前的追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群體自覺”轉變為追求自我、自然的“個體自覺”，其“思想特色是易、老、莊的三玄之學代替了漢代的經學，其行為特色則是突破傳統禮教的藩籬而形成的一種'任誕'風氣”。（余英時《士與中國文化》）驚世駭俗的行為屢見不鮮，被儒家正統觀念所貶斥的賭博也在這種任誕之風中蓬勃興起。由於這個時期特殊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原因，士大夫，特別其上層——士族的賭博現像在中國古代顯得異常突出，並成為那個時代的名士風尚——通脫曠達、表現自我的標誌之一。

　　魏晉時期的士族因其在政治上處於統治地位，他們可以“平流進取，坐致公卿”，世代高官厚祿，並且有廣大的莊園作為其雄厚的經濟後盾。因此，他們在日常生活不言錢利，在賭博中也多不以錢財為目的，而是希圖在自由、活躍、緊張的賭場上尋求精神上的超脫和享受，在放蕩不羈的行為中充分展示自己的本性，獲取一個通脫曠達的名聲，尋求一種對名士風範的認同感。西晉大名士王衍，與彭城王司馬權賭射，贏了司馬權十分珍惜的一匹快牛。司馬權對王衍說：“你如果想把它作為坐騎，我無話可說，若是想吃牛肉，我可以拿二十頭牛來換它。既不耽誤你的口腹之欲，又保留下我的心愛之物。”但王衍視寶物尤如糞土，二十頭牛又哪裡放在眼中，根本不理會司馬權的請求，毫不猶豫地“遂殺噉”。（《世說新語•汰侈篇》）其人揮金如土，放誕豪侈的風度可謂驚世駭俗。東晉一流名士、宰相謝安，在決定東晉存亡的淝水大戰前夕，為了安定人心，意態閒適地與謝玄以圍棋賭別墅，平時謝玄總是佔上風，但此日謝玄因大敵當前而心神不定，竟輸給了謝安。謝安隨即回頭對侍立在旁的外甥羊曇道：“這座別墅就送給你了。”這場賭賽與王衍賭牛同樣可謂豪賭，也同樣地不以所賭珍物為意，雖然後者有明顯的政治意義，但二者前後相隨，互相認同的心跡仍歷然可尋。

　　最能體現士族在賭博之中這種價值取向的，是被稱為一代高手的東晉名士陳郡袁耽，有一次為了表現他的賭博“藝名”，他竟在居喪期間脫掉喪服去幫助另一位名士桓溫贏回所欠巨額賭債。他在樗蒲局旁意氣飛揚，“十萬一擲直上百萬數，投馬絕叫，旁若無人，探布帽擲對人曰：'汝竟識袁彥道（耽字）否？'”對此，除了比他稍晚的劉義慶、劉孝標等人在記述此事時欣賞之情溢於言表外，連三百年之後的房玄齡亦以“其通脫若此”而發出由衷的讚嘆。（《晉書•袁耽傳》）在此，袁耽背叛傳統、矯然不群的自我表現獲得了完全的成功，對名士風範的認同感完全得到了滿足。為後世士大夫所仰慕、追求的“魏晉風度”也在此舉之中表現出來。

　　在這樣一種風氣影響之下，當時的士大夫無論在朝或在野，都熟悉博弈之事，也都參與到賭博潮流之中。少數有識之士如陶侃、庾翼雖大聲疾呼反對賭博，但在這股潮流之中顯得微弱而蒼白。著名的文士葛洪“性寡欲無所愛玩，不知棋局幾道，樗蒲齒名”（《晉書•葛洪傳》），在當時被認為是稀罕的事，竟被記入正史的本傳之中。由此也可以反映出士大夫賭博之普遍。

　 　唐代士大夫賭博之廣泛不遜於魏晉，僅就知名度較高的唐代詩人而言，參賭或嗜賭者即十分普遍。李白、杜牧、溫庭筠以“詩酒輕狂”、放浪形骸而聞名於世的固不必論，就連自稱“每飯不忘君”的“詩聖” 杜甫和人稱“百代文宗”的韓愈也不諱言喜歡賭博，其他如陳子昂、王翰、崔顥、高適、岑參、李益、白居易、劉禹錫、元稹、張籍等人，都可在其詩文、傳記中不時看到本人或他人賭博的記敘和描寫、議論。通過這些詩文，我們可以從另一個側面反映出唐代士大夫的風尚和追求。

　　唐代的士風，儘管受到“魏晉風度”的深刻影響，但最為引人注目的還是它那濃墨重彩的時代特色。恢宏的氣象、兼收並蓄的文化大交流，造就了唐代士大夫任俠使氣、放任不羈的性格，強盛的國力，從初唐開始一直延續到盛唐的對外戰爭，使整個社會瀰漫著英雄主義的氛圍。青海長雲，黃沙百戰；大漠風塵，紅旗漫捲，招喚著人們去建功立業，鼓勵著士大夫們爭勝好勇、無所顧忌的豪壯氣概。正如李白在著名的《上韓荊州書》中所自陳的：“白隴西布衣，流落楚漢，十五好劍術，遍幹諸侯；三十成文章，歷抵卿相。”那種強橫無忌，豪氣乾雲的氣勢，在唐代司空見慣，而在其他時代卻成為絕唱。翻閱唐人詩集，我們可以發現，這種氣概通過士大夫的賭博或對賭博的描寫、議論同樣鮮明地表現出來：

　　有時六博快壯心，繞床三匝呼一擲。

　　呼盧百萬終不惜，報仇千里如咫尺。

　　六博爭雄好彩來，金盤一擲萬人開。

　　——李白

　　千場縱博家仍富，幾處報仇身不死。

　　——高適

　　一擲千金渾是膽，家徒四壁不知貧。

　　——吳象之

　　馬上抱雞三市鬥，袖中攜劍五陵遊。

　　——於鵠

　　日日鬥雞都市裡，贏得寶刀重刻字。

　　——張籍

　　杜甫青年時代，曾寫了一首《今夕行》，可以說是那個時代士大夫賭博風氣的代表作：

　　今夕何夕歲雲徂，更長燭明不可孤。

　　咸陽客捨一事無，相與博塞為歡娛。

　　馮陵大叫呼五白，袒跣不肯成梟盧。

　　英雄有時亦如此，邂逅豈即非良圖？

　　君莫笑，劉毅從來布衣願，家無儋石輸百萬。

　 　唐代的士風自中唐開始有一個明顯的變化，江南的富庶、商業的發展和稅收、財政的改革，使整個國家顯得仍然繁榮、昌盛，中唐社會的風尚因此日趨奢華、安閒和享樂。“長安風俗，自貞元侈於遊宴，其後或侈於書法圖畫，或侈於博弈，或侈於卜祝，或侈於服食。”（李肇《國史補》）賭風之盛行，“王公大人，頗或耽玩，至有廢慶吊，忘寢休，輟飲食者。”（同上書）在一派侈糜的風氣之下，有關賭博的詩文也由抒發任俠使氣的豪邁一變為追求淺斟低唱的感官享受：

　　春深在何處，春深博弈家。

　　醉翻衫袖拋小令，笑擲骰盤呼大彩。

　　酒盞省陪波卷白，骰盤思共彩呼盧。

　　——白居易

　　白家惟有杯觴興，欲把骰盆打少年。

　　—— 劉禹錫

　　井底點燈深燭伊，共郎長行莫圍棋。

　　——溫庭筠

　 　韓愈和白居易，一個提倡“文以載道”，以續周孔道統自任；一個主張“詩以采風”，自稱“十首秦吟近正聲”，以諷喻詩為民請命，在歷史上已是不可多得的正人君子。即使是這樣強調仁義道德的人，同樣毫無顧忌地追求聲色貨利，“好博盨之戲”。這種看似矛盾的現象實際上代表了中唐以下士大夫整體的社會傾向，即一方面政治地位的提高（不僅限於門閥士族），以天下為己任；一方面經濟條件改善，著意追求人生享受，聲色犬馬，無所諱言。這樣一種風氣，一直沿襲到宋代。

　 　趙宋王朝號稱“與士大夫共天下”，在這個時代，士大夫社會地位之優越，政治作用之重要，經濟條件之優裕，就整體而言，是歷朝所無法比擬的。以范仲淹、王安石為代表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精神和二程、陸、朱所倡導的理學，“存天理、去人欲”的說教，使得宋代士風之嚴謹，在歷代恐怕僅次於西漢，使得歷史上留下了“漢儒”、“宋儒”之說。正由於此，有關宋代士大夫賭博的記載較之唐代少了許多，儘管流傳至今的宋代文獻比起唐代的要多得多。在這不多的有關記載之中，我們可以發現，由於經濟待遇優厚，當時士大夫們的賭博並非著眼於錢財，而是更在於娛樂和刺激本身。《淵鑑類函》記載瞭如下一則軼事，頗能說明此意。

　　章得像與楊億戲博李宗諤家，一夕負錢三十萬，而酣寢自如。他日博勝，得宗諤金一奩，數日博又負，即返奩與宗諤，封識未嘗發也。

　　——《淵鑑類函》卷三三7引《宋史》

　 　一個晚上輸錢達三十萬之多，不可不謂巨，但仍然安臥如常。贏了他人金子一匣，可是回家後連封條都懶得打開來清點一下，他日又原璧輸還。這種不以“阿堵物”縈懷的“雅量”似乎是《世說新語》之中的故事，從中可以反映出北宋士大夫官僚生活之優裕，還可以看到“魏晉風度”對士大夫的影響之深遠。

　 　詩人陸游喜歡飲酒和博戲，在當時是頗引人注目的，並受到人們的譏評，他曾自號“放翁”以自嘲，從中可以反映宋代士大夫對賭博的普遍看法是否定的和貶斥的。陸游詩云：“詩囊屬稿慚新思，博齒爭豪悔昔狂。”這樣一種對自己的賭博行為持懺悔態度的詩句，與唐人的豪邁和自得，相去何止千里之遙。

　 　宋人洪邁的《夷堅志》卷十九“丁湜科名”條，記丁湜少時好賭，入京應試，與同寓舉子賭博，贏了人家六百萬錢。在此之前，他曾找一相士相面，彼斷定將高中魁首。博後再次見到相士，彼大吃一驚，斷言他“設心不善，為牟利之舉”，傷了陰德，科名將由榜首黜為孫山之外，丁湜大驚，雖央得補救之方，將錢財盡數退還輸家，但僅求得榜上有名而已，名次大大落後。這種以賭博為“設心不善之舉”的看法，與孔子所說的“兼行惡道”是一致的，正反映了宋代興起的“新儒學”對賭博的批判態度。

　　值得一提的是，宋代蓬勃興起的市民生活和風尚，對士大夫產生了一定影響，賭博亦是其中一個方面。當時盛行於城市之中的關撲，就常常有士大夫官僚參加。《夷堅志》和元好問的《續夷堅志》中都有士大夫關撲的軼事。當然，這類賭博對於士大夫來說根本是廉價的消遣遊戲，錢物的輸贏完全不在意下。

　　如果說，宋代市民階層對士大夫的影響只是初步的、感性的，那麼到了商品經濟蓬勃發展的明代，這種影響便是比較深刻的和理性的了。明代中葉以下，商品經濟有一個長足的發展，市民階層急劇擴大，這個階層的意識、風尚對全社會發生了不容忽視的影響，他們對人情世俗的津津樂道、對感官刺激的企望欲求、對金錢榮華的大膽追求，無疑將宋明理學對士大夫的精神束縛撕破了一個不小的缺口，李贄的思想便是這種影響的精神成果，他主張言私言利，反對虛偽、矯飾，雖然有其積極意義，但也無疑鼓勵了士大夫們更大膽地追求聲色犬馬、感官刺激，在商品經濟大發展、財貨充溢的晚明社會，為“心性”之學所誤的士大夫“問錢穀不知，問甲兵不知”（《明史•楊嗣昌傳》），然而對於聲色之娛卻頗為熟諳。晚明士大夫對一些驚世駭俗的惡習如“玩男妓”之類不但毫不隱諱，反而津津樂道，至於賭博這種“傳統”的娛樂，更是公行無忌。在萬曆末年興起的馬吊牌，天啟年間便盛行於士大夫之中，其迷狂的程度可謂空前，時人申涵光在《荊園小語》中記道：

　　賭真市井事，而士大夫往往好之。至近日馬吊牌，始於吳中，漸延都下，窮日累夜，紛然若狂。問之，皆云極有趣，吾第見廢時失事，勞精耗財，每一場畢，冒冒然目昏體憊，不知其趣安在哉。

　　當時士大夫若不懂馬吊者，會遭到譏笑。不久，明朝滅於李闖王和張獻忠，南明弘光朝又誤於馬士英、阮大鋮，人們竟因此把馬吊附會為讖言，“今驗之明季遇馬即吊，闖與士英皆馬也”。（銖庵《人物風俗制度叢談》）從中可以窺見後人對士大夫迷於馬吊和講求聲色貨利的極度反感。

　 　清兵入關以後，對漢人實行高壓和排斥政策，又實行極端的文化統治政策，從順治到乾隆，屢次興起科場案、文字獄，以鎮壓漢人士大夫的反清思想和異端思潮。士大夫參政無門，弄文又動輒罹禍，有識之士只得埋首於考據訓詁之學，而更多的人則不耐寂寞，以聲色犬馬填補空虛的精神。乾隆時人趙翼曾辛酸地寫道：

　　三年刻楮成何事，六博呼盧大有人。

　　太息儒冠真自誤，可憐無補費精神。

　　杜甫詩云“紈絝不餓死，儒冠多誤身”，趙甌北將其意化出，既是自嘲，亦是嘲人。

　 　在這種風氣下，士大夫的賭博風氣較之晚明更為熾熱，稍前於趙翼的王崇簡記道：“南之馬吊，北之溷江牌，乃市井事，士大夫好之，窮日累夜，若痴若狂。” （《冬夜筆記》）清初無錫的圍棋國手過百齡，每與人弈棋，可得酬金數百兩，他隨後便在賭博中輸去，對於親戚的責備，他絲毫不以為憾：“得之弈，失之博，庸何憾！且人生貴適意耳，孜孜逐利者何為？”（《清稗類秒•賭博類》）這種“人生貴適意”的說法，正反映了士大夫以賭博尋求暫時心理平衡的趨向。

　 　商品經濟的發展和市民風尚的影響，是士大夫賭風熾烈的另一重要原因。乾隆年間，文士顧賓臣以四庫館謄錄寓居京師，自正月到四月的百日之間，贏得白銀十二萬兩，又在四月初八之夜全部輸去，被稱為“一夕十萬”。乾隆朝以前，對賭博尚懸有厲禁，然而有如此巨額的賭博，從嘉慶道光以後，全社會以及士大夫的賭博更是一發不可收拾。大名士龔自珍酷嗜賭博，“尤喜搖攤，嘗於帳頂繪先天象卦，推究門道生死，自以為極精，而所博必負。”（《清稗類鈔•賭博類》）一時成為笑柄。與之形成鮮明對照的，是稍晚一些的趙菁衫，這位號稱道光、咸豐間一代文宗的名士，也是嗜博成癖，而賭術絕精，常勝不敗，到了無人敢與之對陣的地步，為了“過賭癮”，他每每借錢與人，以便對博，輸了再藉，而從不向人討債，在當時也成為奇談。（同上書）

　　鴉片戰爭之後的七十年，是中國封建社會賭風最盛的時期，在這段時期之中，士大夫賭博也超過了以往任何時代，從咸豐、同治年間的所謂“中興名臣”江忠源、駱秉章，到光緒年間的維新名士文廷式、王韜、梁啟超以及名臣張之洞，都與賭博有著極深的關係，其中梁啟超和張之洞二位，頗具代表性。

　　梁啟超是著名的維新思想家、報人，光緒年間，麻將風行於世，士大夫雅稱為“看竹”，酷嗜博戲的梁啟超更是“不可一日無此君”，他在上海主編時務報、在北京主持譯書局，乃至在日本主編《新民叢報》時的許多著名社評和文章，據說就是在麻將桌旁口述而成，其流利暢達，仍然為人所稱道。其人的賭博事蹟，正代表了中國士大夫兩千年間賭博重遊戲、重技巧而不以“博進”縈懷的風氣。

　　張之洞本人並不嗜賭，但他能適應時勢，利用賭博為當局服務。他任兩廣總督期間，奏請朝廷批准，從廣東盛行的“闈姓”賭博中抽取巨額賭捐，以資助南、北洋海軍軍費。其所作所為，頗具有近代西方的務實精神，與他所提倡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主張似乎也正相契合。他本人由名士而名臣的仕途經歷，也反映了近代社會對中國士大夫的顯著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