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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研討區] 無聲落葉蕭蕭下——葉子、馬吊、紙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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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猛小姐 發表於 2018-3-16 22:12:04 | 顯示全部樓層 |閱讀模式 打印 上一主題 下一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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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金瓶梅》、《紅樓夢》等古典小說和流傳至今的清代年畫中,我們常常可以看到生動的鬥紙牌場面,參與此中的人員也十分廣泛,上至老太太、老爺、太太,下至家丁、僕婦、丫環,似乎都十分熱衷於這類賭博遊戲。

   紙牌又叫“葉子”,鬥紙牌又稱為“葉子戲”或“鬥葉”,它最早起源於唐代。據清人趙翼《陔餘叢考》考證:唐同昌公主會韋氏族於廣化里,韋氏諸家好為葉子戲。又引馬令《南唐書》雲:李後主妃周氏又編《金葉子格》,謂葉子“即今之紙牌也”。趙氏由此而得出結論:“則紙牌之戲,唐已有之,今之以《水滸》人分配者,蓋沿其式而易其名耳。”時至今日,國內不少地方(如揚州)仍然將紙牌稱做葉子,稱鬥紙牌為“玩葉子”。

  唐代葉子的具體形制、規則已無從得知了,留下的只是有關它起源和流傳的種種傳說。

  宋人王闢之的《澠水燕談錄》卷九《雜錄》雲:

  唐太宗問一行世數,禪師制葉子格進之。“葉子”言“二十世李”也。

  用拆字的方法把“葉子”二字說成是“二十世李”,影射唐朝李氏可傳二十世,這與東漢流行的“讖緯之說”頗為相似,也類似於明末流行的《推背圖》一類讖言。再把它附會於唐代著名的天文、曆算學家一行大師,使它更加玄乎其玄,其為牽強附會,一望可知。

  下面的另一種說法恐怕也屬杜撰:

  世傳葉子,晚唐婦人也,撰此戲。

  ——清•褚人獲《堅瓠十集》卷一

  宋人歐陽修對此另有說法:

   葉子格者,自唐中世以後有之。說者云,因人有姓葉號子清(一作清或作晉)者撰此格,因此為名。此說非也。唐人藏書,皆作捲軸,其後有葉子,其製似今策子。凡文字有備檢用者,捲軸數難卷舒,故以葉子寫之……骰子格,本備檢用,故亦以葉子寫之,因以為名爾。唐世士人宴聚,盛行葉子格,五代,國初猶然,後漸廢不傳。今其格世或有之,而無人知者。

  ——《歸田錄》卷二

  歐陽修此說比較有說服力。照他的解釋,所謂葉子,原先不過是一種狹長的紙片,有如今天的卡片。唐以前的書籍,都是捲軸形式,文人書籍太多,不易檢索,就在每個捲軸後面附一紙片,寫上書名或內容大意,是為葉子。唐代流行骰子戲,骰子格名目繁多,有人便將它們一一記在葉子之上,以備檢索,時人稱為葉子格。用葉子格進行的遊戲稱為葉子戲。

  葉子戲有兩種,其一是用於行酒令。《歸田錄》和《澠水燕談錄》都有“當時士大夫宴集皆為之”的說法。正如後人所說,“葉子行觴,歡場雅事也。”(《安雅堂觥律•跋》)唐代的葉子戲到北宋時便逐漸失傳,而新的葉子戲又不斷問世,其形制、花樣也不斷翻新,流傳至今的尚有不少,著名的如明代陳老蓮的《水滸葉子》和《博古葉子》,這種酒令葉子又稱為葉子酒牌。

  另一種葉子戲就是用葉子來進行的博戲,這類葉子可以叫做博戲葉子。一九7五年,德國學者馮•柯克博士在新疆吐魯番的一座古墓中發現了一張博戲葉子,這張已知存世最古老的博戲葉子現收藏在柏林一博物館中,據考證,它產生的年代不會晚於公元十一世紀,也就是北宋前期。按吐魯番遠離中原社會,博戲葉子流傳到此,決不會是在它最初產生的時代。它必然要經過一段相當長的流行過程,得到比較廣泛的接受之後,才有可能離開中原社會向西流傳。由此,我們可以做如下的推測:葉子博戲開始流行的時代,最遲不會晚於公元十世紀,也就是唐末五代時期。

  北宋中期以後,葉子博戲在漢人中漸漸絕跡了。李清照在《打馬圖序》就說:“長行、葉子、博塞、彈棋,世無傳者。”然而在北方的遼國,葉子戲卻得到包括皇帝在內的大眾的喜愛而廣為流行。據《遼史》記載:

  (應歷)十九年春正月,甲午,(遼穆宗)與群臣為葉格戲。

  自遼以後,葉子在北方民間甚為流行,金、元時期更甚。據顧炎武《日知錄》記載,元世祖時曾一度加以禁止,規定“犯者流之北地”。但是此禁令的效果皆微。葉子戲繼續流行,終於在明清時期成為社會上最為盛行的博戲。

   明清時期流行的博戲葉子有兩大類,一類很簡單,幾百年來基本沒有變化,這就是印有骨牌圖案的紙牌。南宋以後,骨牌廣泛流行,但它體積較大,製作不易。後來,人們便將骨牌的圖案印在葉子上,一直流傳至今。這種紙牌西方人把它稱做“Chinese domino cards”,意思為“中國多米諾紙牌” (“多米諾”是英文“骨牌”的意思)。保存至今的清代紙牌,兩頭印著相同的骨牌點子,中間的空白處印有人物或花卉圖案,最常見的是各種戲曲和《水滸》人物。這些圖案純粹是為了裝飾,與牌的內容並無聯繫。

  每種紙牌的內容和名稱與相應的骨牌完全相同,如重六又叫天牌,重么也叫地牌,重四也叫人牌等等。每種牌的張數都增加到四,共為八十四張,較之骨牌的三十二張增加了一倍半。像骨牌一樣,它也有許多種玩法。如成都地區流行的“亂撮”,與骨牌的“打天九”很相似。另一種流行的玩法叫“鬥十四”,參加者一般為四人,每人先抹十五張牌,然後依次出牌抹牌,他人出的牌,如本人手中有“對子”,可以“碰”下,稱為“坎”。如下家手中的牌可與上家出的牌點數相加為十四,則可將這張牌“吃”下,例如天牌可以吃地牌、虎頭可以吃釘子、八點可以吃六點等等。最先將手中的牌全部碰成“坎”或湊成若干副十四點者為勝。其餘各家將按事先約定的金額付錢給贏家。

  由於印刷術的廣泛使用,這種紙牌被大量製作,廣大下層市民即使無力購買骨牌,也可以擁有這種價廉的紙牌。清代後期,麻將牌風行天下,但紙牌並未消失,同樣盛行不衰。不過,麻將牌主要流行於官僚、士大夫、商人和較富裕的市民之中,紙牌則主要流行於下層社會。因此,有人稱麻將是牌戲中的“雅士”,而紙牌則是博戲中的“俗人”。

  骨牌葉子從材料來看屬於紙牌,但從內容來看只不過是骨牌的簡單摹仿,因此,在整個博戲發展的系統中並無重要的地位與作用。真正在博戲發展中異軍突起,別開生面的是紙牌的另一個大類,也是它的主流部分,這就是馬吊牌系統。

   所謂馬吊牌系統,是指以馬吊牌為代表的一大類紙牌博戲,它包括馬吊牌、鬥虎牌、默和牌和碰和牌,後來又融合了骨牌的形式而演變為麻將牌。由此可見,這一類紙牌對於近幾百年以來中國賭博文化的影響是極其深刻的,也是其他博戲所不及的。因此,我們有必要對馬吊牌做一番詳細的研究。

  馬吊牌產生於明代。小說《金瓶梅》第五十一回中就有潘金蓮與王潮兒鬥馬吊牌的描寫。一般認為《金瓶梅》一書寫作於明世宗嘉靖年間(1522-1567),由此推衍,馬吊牌的產生不會晚於明中葉。從現存於世的明末清初的馬吊牌來看,所印圖案與前述一九7五年發現於吐魯番的古葉子頗多相似之處,二者之間應當存在一脈相承的淵源。由此可以認為,馬吊牌雖然產生於十五世紀,但它的前身早在十世紀或更早就已經問世,並且向西方流傳了。

  關於馬吊牌的得名,有兩種流行的說法。一說稱,馬吊又名“馬掉腳”。打牌時,必須四人共玩,分為四方,各自為戰,若缺一人就像馬失一足一樣,不可行,故名“馬掉腳”。(見汪師韓《葉戲原起•敘》)然而,馬吊牌不僅四人能玩,三人、兩人同樣能玩,於是又有一種說法由此說而衍生:四人玩,叫馬吊,因為馬四條腿;三人玩,叫蟾吊,因為傳說蟾有三條腿的;兩個人玩,叫梯子吊,因為梯子只有兩條腿。(見《金瓶梅鑑賞辭典》第三7二頁)

  另一說法是由馬吊牌本身的形製而產生的。此說認為,“馬”是籌馬之馬,“吊”是提取之意。中國古代有一種雅戲——投壺,遊戲時要“為勝者立馬”,馬成為勝利的象徵。在各種博戲中,則有籌作為計算輸贏的工具。以後,籌、馬二字相混,都成為標誌勝負輸贏之詞。到了唐宋以後,人們用紙片為馬,上面用文字或圖案標明賭博者輸贏金錢財物的數目,後來人們索性直接用這些“紙馬”來進行遊戲或賭博,因為它是紙片,故也叫做“葉子”。所謂“馬吊”,即是以紙製之馬互相提取,馬大的提取馬小的,也就是“以大擊小,以多勝少”之意(見杜亞泉《博史》)。這種說法解釋了馬吊牌的形制和規則,比前一說似乎更有道理。

  事實上,從馬吊牌身上我們確實可以看到當時社會的流通貨幣——銅錢和紙幣——“交子”、“會子”的形象。

  馬吊牌一般寸許闊,三寸長,用裱好的幾層厚硬紙印成。背面黑色或絳紅滿花,都是“方勝”或“蛀字”等細碎花紋,圖案完全相同,有如今天的撲克牌。每副牌共有四十張,分為“文錢”、“索子”、“萬字”和“十字”四門。

  “文錢”門共有十一張牌,它們分別是空沒文、半文和一至九文,其中以空沒文一張為尊,牌面空白,頂上印有“尊空沒文”四字,因此又稱為“空湯”。半文一張上繪花枝果實,又稱為“枝花”。一文至九文上分別印有一至九枚銅錢的圖案。

  “索子門”共九張牌,即一索至九索,以九索一張為尊。索是繩索之意,古時用繩索穿錢,一千文錢穿為一索,又叫一串或一貫。所以幾索便是幾串錢之意。每張牌上分別印有從一到九串銅錢的圖案。

   “萬字”門也是九張牌,即一萬貫至九萬貫,以九萬貫為尊。每張牌頂處寫著“×萬貫”的字樣,中間的空白處分別繪著一位《水滸》人物,他們是:雷橫(九萬貫)、索超(八萬貫)、秦明(七萬貫)、史進(六萬貫)、李俊(五萬貫)、柴進(四萬貫)、關勝(三萬貫)、花榮(二萬貫)、燕青(一萬貫)。

   “十字門”共十一張牌。同“萬字門”一樣,也繪有水滸人物,分別為:宋江(尊萬萬貫)、武松(千萬貫)、阮小五(百萬貫)、阮小七(九十萬貫)、朱仝(八十萬貫)、孫立(七十萬貫)、呼延灼(六十萬貫)、魯智深(五十萬貫)、李逵(四十萬貫)、楊志(三十萬貫)、扈三娘(二十萬貫)。其中百萬貫又稱“百老”、千萬貫又稱“紅千”、萬萬貫又稱“萬勝”。

  馬吊牌的形制,反映出宋代以下商品經濟繁榮,金錢和商品對社會文化的巨大影響。宋以下風靡於世的話本小說就有許多反映商人市民生活,宣揚發財致富的主題內容。而在賭博文化之中出現這種與前代迥然不同的,赤裸裸地用整套貨幣形象來表現的博戲,也正表現了這種社會心理和趨向。從空沒一文到萬萬貫,人生的追求、地位和名望,既倚仗財力,又表現在金錢的積累上。有錢便可勝過他人,慧者得利以興,愚者因利以亡。至於在牌上繪有宋江等水滸人物形象,既反映了當時通俗文學的巨大影響,也反映出人們對勇敢忠義行為的敬仰。因此,可以說一副馬吊牌是當時社會經濟、文化等方面要素的集中反映。

  據明人潘之恆《葉子譜》所言,馬吊牌的玩法大致如下:

  馬吊以軍令行之,法分四壘……各執其八而虛八為中營,主將護之……選將以盧卜(即擲骰),植幟於壇,而三家環攻之。

   以此看來,打馬吊是以仿軍令為鬥牌之法,四人鬥牌,每人為一壘。四人輪流抹牌,每人八張,餘八張為中營,類似今天“打百分”的底牌。眾人用投骰子來舉出“主將”,類似後世的“莊家”,主將可以支配“中營”的八張牌。其他三人則聯合為一家,共同與主將鬥。鬥牌的原則是以大擊小,牌的大小以“十字”、“萬字”、“索子”、“文錢”為序,由大漸小,只有“文錢”一門是以小管大。在斗牌的過程中以己方的牌與他人的牌湊成各種名目的“色樣”以論勝負,“色樣”的名目繁多,有“鯽魚背”、“雙疊”、“例卷”等等,不一而足。

  據《葉子譜》所云,馬吊牌最初起於江蘇崑山一帶,明萬曆、天啟年間流行南北各地,打法又各有異同,北方流行的稱為“京吊”、南方流行的稱為“吳吊”。上述潘氏所云,大概就是“吳吊”之法。

  馬吊牌變化繁多,有很強的娛樂性,故盛行不衰,尤其得到士大夫的喜愛,還給它取了一個雅號叫“無聲落葉”。明末清初的士大夫之熱衷馬吊牌,竟然到瞭如痴如狂的境地。據當時人申涵光《荊園小語》雲:

  賭真市井事,而士大夫往往好之。至近日馬吊牌,始於吳中,漸延都下,窮日累夜,紛然若狂。問之,皆云極有趣。吾第見廢時失事,勞精耗財,每一場畢,冒冒然目昏體憊,不知其趣安在哉。

  歷數各個朝代士大夫賭博活動,這種“熱情”大概要算空前的了。

  到了清代乾隆年間,馬吊牌逐漸絕跡。在此之前,它的一個改良品種——默和牌已經悄然而興。後來,默和牌同骨牌的形制和規則進一步交融,便演變成為風行大陸和海外華人社會至今,被稱為“國賭”的麻將牌。為了敘述方便,詳細情況且待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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