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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 古代鬥蟋蟀介紹:萬金之資付之一喙 [打印本頁]

作者: 威猛小姐    時間: 2018-3-6 19:31
標題: 古代鬥蟋蟀介紹:萬金之資付之一喙
蟋蟀,又名促織、吟蛩、蛐蛐、秋蟲。這種小小的昆蟲很早就引起了古人的注意和觀察。兩千多年前經孔子刪定的《詩經》之中就有《蟋蟀》之篇,《豳風•七月》裡有“蟋蟀在堂”、“蟋蟀入我床下”的詩句。但人們最初注意的還是它的鳴聲。蟋蟀的鳴聲如泣如訴、淒淒切切,羈旅遊子、遷客騷人,深宮佳麗、空閨思婦聽到它,往往引起惆悵、悲切的共鳴。這就使它常常成為傷感詩賦的素材。

  鬥蟋蟀是由養蟋蟀而生的。人們喜歡聽蟋蟀的鳴聲,常常捉之養於小籠之中玩賞。五代王仁裕的《開元天寶遺事》記載道:

  每至秋時,宮中妃妾輩皆以小金籠捉蟋蟀閉於籠中,置之枕函畔,夜聽其聲。庶民之家皆效之也。

  在玩賞、觀察蟋蟀的過程之中,人們逐漸發現雄蟋蟀具有好鬥的特性,鬥蟋之風由此逐漸興起。同鬥雞、鬥鴨一樣,這種具有競爭性的鬥物遊戲很快就滲入了賭博的因素,成為賭博的手段。

   關於鬥蟋賭博的最早文字記載是宋人顧文薦的《負曝雜錄》。文中說,唐代天寶年間,長安人鬥蟋成風,豪富之家“鏤象牙為籠而畜之,以萬金之資付之一喙”。一次鬥蟋,輸贏即達萬金,這無論是否為誇張之辭,都可以稱為豪賭了。然而,這種盛況不可能是短時間內突然發展起來的。所以鬥蟋之風的興起,當在天寶之前,正如顧氏所云:“其來遠矣。”究竟有多遠,無文獻可證,如果從唐初算起,距今也有一千三百多年了。

  唐代鬥蟋之風主要流行於京師的宮廷、貴戚和豪富之家。到了宋代,尤其是南宋,鬥蟋蟀已風行朝野,市井平民乃至僧道尼姑都雅好此戲,流風所及,出現了專營蟋蟀的“專業戶”。宋人周密的《武林舊事》就記載了南宋都城臨安城裡專賣“促織兒”和“促織盒”的“小經紀”。在這個時代,還出了一名臭名昭著的“蟋蟀平章” 賈似道。此人靠裙帶關係入閣,拜為同平章軍國事(宰相),專權多年。他酷愛鬥蟋,於宋元交兵,國家垂危之秋,每置軍國重事於不顧,終日在西湖葛嶺私宅“半閒堂”與眾姬妾踞地鬥蟋蟀,還以自己的心得寫了一部《促織經》。他養蟋蟀是個成功者,而南宋卻由於他的誤國而提前亡國了,他也因此落了個千秋罵名。

  明清兩代是鬥蟋之風最盛的時期。明代此風的興盛恐怕與皇帝的嗜愛有關。明宣宗朱瞻基(宣德皇帝)酷好鬥蟋,人稱“蟋蟀皇帝”,為了滿足自己的嗜好,他歲歲有徵,曾密敕令蘇州知府況鍾採辦上好蟋蟀千頭,一時俗語云: “促織瞿瞿叫,宣德皇帝要。”為了搜覓蟋蟀,蘇州的健夫小兒,常“群聚草間,側耳往來,面貌兀兀,若有所失”。(袁宏道《畜促織》)因無法完成此“皇差”而傾家蕩產、家破人亡的也大有人在。《聊齋誌異》中那篇膾炙人口的《促織》,就是根據這一血淚事實寫成的。

  在皇帝的影響下,明朝從后宮到京城,以至各級官吏之中養蟋鬥蟋成風,此風一直延續到明亡。當時南明福王政權的宰相馬士英“為人極似南宋賈似道,其聲色貨利,以至好蓄蟋蟀,無一不同。時局嚴重,清兵臨江,猶以鬥蟋蟀為戲,一時目為'蟋蟀相公'”。(清王應奎《柳南隨筆》續筆)

   清代鬥蟋賭博之風達於極盛,不但有專門的賭場,而且有嚴格完整的程式。在此風盛行的北京、天津、廣州和江浙、上海地區,每當秋風起時,即在空曠地帶搭起棚子,棚內用布帳分隔為若干圈,作為賭室。賭前雙方須將蟋蟀仔細過秤,分成級別相鬥,頗類今日的拳擊、摔跤、柔道等對抗性體育比賽規則。鬥前雙方約定賭注金額,旁觀者亦可下注,賭注多者達幾百上千兩白銀。鬥時,蟋蟀鬥盆置於高架之上,以防人為乾擾。雙方各出一人觀其勝負,其餘賭徒仰得仰望、傾聽鳴聲而已。有人輸至千百而不曾一睹“將軍尊容”,實在可憐而可笑。

  在北京,還出現了官辦的鬥蟋賭場,由內務府織造衙門牽頭,理由是蟋蟀有促織之名,也就該隸屬於織造管轄範圍之內。每到秋天,織造衙門專門發佈告示規條,在城中架起寬大的棚場開局賭博。一時間北京城幾乎成了一座鬥蟋的賭城。正如時人的竹枝詞所詠:

  錦盕紅囊履野鶉,千金勝負決朝喧。

  家家別具清秋賞,捧出宣窯蟋蟀盆。

  ——金晉芳《金台雜詠》

   鬥蟋可以給人帶來巨大財富,因而人們對之愛護備至,富之以戧金瓷盆,餵之以草蟲、豆芽甚至人參湯,可謂調護彌週。揚州人鳴秋,從善養蟋蟀而致富,自號“鳴氏純雄”。善鬥的蟋蟀已成為人們的財富,以至於可以進入當舖典當銀錢。(見清人諸晦香《明齋小識》卷一)心愛的鬥蟋死了“以銀斫棺而埋之,焚以錫錁,祭以詩文,不懌者彌日”。在當時並非個別現象。其原因很簡單,因為破了一筆無法估計的財富。

  鬥蟋賭博在各種鬥物戲中興起較晚,但普及的速度和程度卻很快很廣,它在中國賭博風俗中的影響,恐怕僅僅次於鬥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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